日期：1957-8-14 作者：《重庆日报》
《重庆日报》重庆人民出版社在7月份先后举行多次集会对右派分子何鸿钧进行斗争，中国民主促进会重庆市筹备委员会又在8月初召开筹委扩大会议，到会的民主促进会会员和重庆人民出版社、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，系统地批判和揭露了何鸿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反动历史。
右派分子何鸿钧是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、民主促进会重庆人民出版社支部宣传委员。鸣放期中，何鸿钧竭力散播反动言论。他首先诬蔑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“一党专政”，并且说“一党专政就是把人民当成专政的对象，以致在各项运动中混淆了两类矛盾”。在会上发言的人一致指出这是何鸿钧毫无根据的胡说，其目的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。我们国家的政权机关，从中央到地方，都有民主党派参加；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，有民主党派的成员作代表，也有工人、农民和知识分子。这怎么会说成是“一党专政”呢？只有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保证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，不要人民民主专政，就会使我国人民过着解放前的非人生活。
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，何鸿钧也说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、主观主义的滋长，是由于“无产阶级专政发生了问题”。大家驳斥说：这三个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关系，并且是水火不相容的，所以党才决定要整风。右派分子把三个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，就是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，这就是他们的罪恶阴谋。
何鸿钧除攻击肃反外，还对党和国家机关的人事制度进行了猖狂的攻击。他把人事部门说成是“党团员的服务机关”，“在党群之间造成矛盾”，他要求“今后改变一下”。他还对人事档案袋表露出很大的仇视，诬称它是“秘密判决”，要求把它“拿出来透透空气，见见阳光，整一下风”。大家驳斥说：我们正在庆幸党和国家有一套很好的人事制度，保证了巩固党的领导，右派分子何鸿钧却加以攻击。需要拿出来晒太阳的不是人事档案袋，倒是右派分子何鸿钧的丑恶历史应该晒晒太阳。
鸣放期间，何鸿钧在人民出版社内和社外放肆进行点火和串连活动。在出版社内部鸣放时，有人说出版社内的矛盾是行政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，何鸿钧却叫别人说是“党与群众的矛盾”。何鸿钧还煽动群众说：“党‘整’了我们七、八年了，群众也应该整整党。”他还说，要把文化局“好好整一下”。他跑去找刘盛兴，要他谈朱吉成事件的“冤屈”，向文化局进攻。(按：朱吉成是市美术公司工人，1953年因刘盛兴的严重官僚主义自杀死亡，刘被判刑。)他又要挟出版社副社长邱璜峰谈“有职无权”的“苦衷”，攻击文化局。何鸿钧还煽动一个在肃反中被审查过的同志“放”肃反问题，他对这个人说：“你要谈，非谈不可，这时不报冤报仇，什么时候谈！”鸣放中，有些人把局部事实夸大成为党的缺点，向党进攻，何鸿钧就对这些人说：“你说得好，是独立思考”；对于一些向党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人，他则说“这人是个人主义”。对于写反党墙报的人，何鸿钧也公然支持，宣称这人“抓住了主要问题。”对于出版社外的人，何鸿钧也煽动他们“放”。据有人统计，社内社外被何鸿钧“点火”的人，在20人以上。
鸣放期间，何鸿钧还大肆散播了对党进行污蔑的各种流言蜚语。他造谣说：“现在是文汇报在领导整风运动，文汇报一马当先，人民日报落后了，中央要抢救人民日报。”他还捏造谣言说：“中共重庆市委对鸣放思想不通，四川省委也迟迟不动，受到中央批评，中央派人来重庆坐镇督促鸣放了。”他还竭力散播谣言，想在群众中造成这样印象：好象是已经面临匈牙利事件前夕，梦想把群众煽动起来反党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何鸿钧在鸣放期间同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组组长、右派分子杨钟岫来往特别密切。在参加市委召开的座谈会期间，几乎每天中午和晚上，何鸿钧都要到广播电台去与杨钟岫密谈。据何鸿钧自己说，他是去摸鸣放的底的，因为“杨钟岫经常搞宣传工作，知道一些内部消息，或看到一些党内文件。”根据揭发的材料，何、杨两个右派分子聚在一起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活动。杨钟岫写了一篇“新民街3号一夕谈”，煽动文艺界向党进攻，并为右派分子刘盛亚翻案，何鸿钧却竭力吹嘘这篇稿子“写得好”。在市委座谈会期间，杨钟岫又一再要何鸿钧到新闻界小组会上去“放”，谈“一个新闻记者的遭遇”，以便争取离开出版界，打入新闻界。一天下午，杨钟岫打电话约何鸿钧去密谈，他在临走前向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散布了这样的谣言：“上海学生在闹事了，第二天要见报，杨钟岫找我去商量。”但是，第二天报纸上并没有登出什么“上海学生闹事”的消息，显然他们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，在那里进行密谋策划。
人民日报发表反击右派的社论、全国展开反右派斗争后，何鸿钧又跑到杨钟岫那里去了解情况，杨钟岫告诉他：“反右派斗争是有计划的。”何鸿钧也就在出版社内散播这样的谬论：“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扣大帽子，这怎么得了！”当民主党派内部展开反右派斗争时，他竟把它说成是民主党派内部的“宗派主义”，他还污蔑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民主人士是“投机”。
何鸿钧在鸣放期间猖狂向党进攻，不是偶然的，原来他一贯就是反对共产党的。他在文化局工作时就污蔑文化局的领导，他丑化老干部为“饱食终日的干部”，要“工农干部退出文化局”。解放后，他对新社会一直是不满的，怀念旧社会。他常说：“我这一套在旧社会是吃得开的，在新社会就吃不开了。”解放以后，他还口口声声向人称赞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反动头子肖毅肃“气概不凡”。他的父亲在解放前与地主恶霸一起办过“团防局”，打过红军，解放后不久还参加反动组织担任主席；继续与人民为敌，因此在反霸运动中被镇压了。从此，他对党更加怀着深刻的仇恨。
翻开何鸿钧的历史来看，更是臭不可闻。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，何鸿钧就写过“三民主义之真谛”一文，获得国民党的奖金，并由反动头子朱家骅亲笔题赠“中国之命运”(蒋介石的反动著作)。毕业后，何鸿钧进国民党军委会重庆译员训练班受训，分配在著名的高级特务机关重庆“中美合作所”特警班任译员。后来到重庆新民报当记者，他同特务往来很密切，得到特务头子的信任。1947年国民党进行“六一”大逮捕前，逮捕进步人士的黑名单还先给何鸿钧看过。“六一”事件后，他又进一步参加了当时重庆市伪市长张笃伦的智囊团“五人小组”，替这个反动头子策划所谓“开明民主”，欺骗人民。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竞选立法委员的时候，何鸿钧也竭力为他到处拉票；龙文治死后，何鸿钧还在报上发消息，表示哀悼。对于另外两个特务头子吴熙祖(国民党市党部宣传处长)、杨敬年(国民党重庆市警备司令部政工处长)，何鸿钧也是经常向他们请示，哪篇稿子登不登，都要他们来决定。解放前，何鸿钧还常常说：“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”，“国民党是正统”。由此看来，何鸿钧敌视共产党、仇恨社会主义，在解放前后都是一贯的。
来源：《重庆日报》1957年8月14日。原题为：“敌视共产党 仇恨新社会/市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何鸿钧原形毕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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